——印象·校园诗歌现场

可以说，是坚守，给了我最大的感动。在诗歌沦为“狗尾草”的今天，我们的校园里仍有那么多人以不倦的姿态面对，对于他们，不管其作品质量如何，我都是充满敬意的。因为我深信：地火依然运行。总有一天，燃烧的泉涌会喷薄而出，沸灼澎湃并饱和着生活质里的热度。

“我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维特根斯坦语），朱晓俊的出现，多多少少是对现实秩序的反叛。他的最大优长在于激情、耿耿自信以及对诗歌的坚持，劳承万先生告诉我们：所谓“激情”，就心理量来说是一个饱和体，就情绪质来说是实践、意志的前奏曲，它要求迅速的舒泄，达到机体与环境的平衡。（参见《审美中介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2版，第453页）于是这样的句子便呼啸而出：“我听见/你在血上写诗/诗在血中下沉”（《写给海子·爱》）。

“这个只给我们谎言的世界，我们用真实回敬它”（《写在火车上》）。写诗的朱晓俊喜欢奇装异服，喜欢声嘶力竭，喜欢在漆黑的夜里戴墨镜，喜欢背着吉他装“酷”，喜欢无孔不入地张贴“大字报”……他用这样的行为表达着自己的真实，这些举动也都在着力宣扬他的异端、宣扬他的“理想者”身份（“把未来思考/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更何况/我们还是理想者”《写在火车上》）。虽然善良的母亲要“儿子走那中规中矩的路”，并“在路那头等待”（《来自子宫》），可儿子面对“无比尴尬的生存”（《写在火车上》），发出的却是“我是城市养大的儿子/我所做的/却是恩将仇报”（诗59）之类沙哑的回音。我们没必要去“纠正”他的另类，以免落入他的“圈套”——“纠正：/用自己的局限挤走别人的局限”（《人啊·六》）。也许乔治·桑塔亚那的话是对的，“艺术中异端便是正统”。

“骚动”可以产生诗歌，但并非只有这一个途径。当略显偏执的朱晓俊抱怨“该死的诗歌啊，你不能和朋友亲人和睦相处，我苦不堪言”（诗61）的时候，另一个人——苏晓涛，却似乎找到了灵魂与肉体的归宿：“请安静些，请闭上眼/想一想你的童年/一个孩子在庄稼地里/先于水稻成长/赤脚奔走，这粒种子一年长一截/有时候快些，有时候慢些/脊背弯曲的老父亲手握镰刀/至今没有收割”。这是《故乡》的第一节，也是我所以为的整首诗中最本色天原的一节。我们熟悉的“麦地”被置换成“稻田”，但是一样的温暖。我不知道晓涛是不是和朱晓俊一样热爱着海子。也许对海子的诚挚的敬意，是八十年代出生的我们最后的虔诚。上个世纪80年代末，正是海子用肉体的殉葬终结了神话写作，终结了一代人的颤栗与梦想。安详的海子、忧伤的海子、愤怒的海子、咆哮的海子、承载钢铁碰撞与碾压的海子，所有的表情一霎击中了我的神经，贯穿了我业已黯淡的记忆……

晓涛的一些习作在校园区域内已臻上乘。《故乡开满棉花》、《父亲》让我领略了久违的感动，它们简单、干净、素朴，使我想起儿时疯跑后对着自来水龙头的狂饮、头颅与地平线的夹角、湛蓝的天、棉花糖一样的云朵以及脚下倔强张扬的蒲公英。《博尔赫斯和我》、《月光十四行》，虽然在调性和色度上与前者有所差别，意思比较晦涩，“写”的成分略重些，可以影影绰绰看到王家新、西川、西渡的影子，但也不失复调和丰腴。

至于影子的诗，恍惚只在《象牙纪事》和《桃蹊》杂志上看到过，但从她与朱晓俊合出的诗集来看，显然是不应当被忽略的。影子的作品流动着古典与现代、跳跃着宗教神性的光芒，如《水流中国》，如包含“火谣”、“葬歌”、“婚曲”、“哑语”、“谐唱”、“煞乐”等六个篇章的组诗《世纪初的盛宴》。我是谁？谁是我？影子对自己、对本体的追问，正向“道”的高度迈进。《诗之子》是一幕命定的放逐，也是一张自描的影图；《最后一个影子》是一回痛苦的分娩，也是一轮涅槃的新生；《底片》是一次灵魂的冲洗，也是一场信念的角逐。而“从此不归  从此不归”（《昭君出塞》）、“秋天，秋天寸不难行”（《秋天十四行》），这种扩张性极强的节奏感又让我们听到了她心底的震颤。“一个人要穿过多少朝代和地域/才能找到一盏属于自己的灯/并且安坐其下  坚守一定的温度/创造或重复几次耕耘”（《灯》），影子选择了放逐，只为寻找那盏“属于自己的灯”。《圣经》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无神的时代里，信仰是影子也是我们唯一可以慰藉的。

“我挣扎着要撕碎这暗夜的寂静/宁愿承载被车轳轧过的恐慌”（腾霄《冰镇的梦》），面对精神世界的消遁，一些作者尝试在大写的人文/美学背景里找寻可以依托或凭借的诗性元素。他们的努力如《美的诉说——揾西北泪》、《肩负大山的女孩——献给和亲公主的诗》，虽然其中的生命影像还略显苍白，缺乏此类题材应有的青铜般的历史感和沉重感，但这种视阈的拓展与延宕，在诗歌私人化倾向日益严重的当下时段，无疑是可贵的。

另外，顾宏威的《祭献与回眸》、陈泉的《姐姐，今夜我在彩云之南》、臧军波的《将要睡着》等等也都有可观之处，不再详述。至于不足，一些作品片面追求语言的陌生化，形成了“言”、“意”的割裂（我把它命名为“高傲语词的慌乱组合”）；另一些执着于形上之思，过多表述先验与抽象，陷入诗歌玄学的泥淖；还有一些矫揉滥情，“媚”态嚣上，缺乏骨力，尚没有脱离汪国真式的浅白简陋。尽管良多这样、那样的缺憾，校园诗人们，还是学会了从波德莱尔、兰波、阿波利奈尔，从奥尔丁顿、博多斯、狄金森，从海子、戈麦与老昌耀那里汲取营养，用属于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生命、尊严、亲情、历史、粮食以及土地的热爱。

如果我们不规避自己的界限，还会发现另一部分作者。他们有的通透古典的沧桑与淡定，着力于传统的续接与承扬，如蒋宸的《吊周公庙》；有的虽然诗作无多，但却褒有难得一见的思辨性，如凌北的《虚与实》（凌北的随笔文字亦诗性显明。如《丛林》：“鸟是高贵的，它总是栖居在密林里，随性而歌”）。除此之外，王晶晶、衡海棠以及还子等人也都褒有各自良好的禀质。

诗歌是民族心理的镜鉴、个体精神的自审，虽然它已不再是群体的盛筵，且面临着精神裂变、变态生殖的窘境，但也只有真正的诗歌才足以使语言成为表达永恒的手段。我深知，以上提及和有价值但未来及提及的很多人已离开或即将离开我们的校园；我亦知，这简短粗率的文字决不可能窥得校园诗歌创作的全豹，更多更好的作品藏匿于地下、隐遁于“民间”，由于公共平台的狭小以及体制的规范性因素，只能在小范围里传阅与交流。“诗无达诂”，我及我所为不是（更无力）建立一种审美霸权（Aesthetic Hegemony），只是交代下对于校园诗歌现场的私人印象（希望它有相对完整的品貌），以激起更多同龄人对诗歌创作的关注，使他们透过以上的基本单元，看到校园诗人们的挣扎与潜伏，仅此而已。

生命的原初就是一座没有刻度的大钟，而我们选择用扬弃的沉默来表达信仰的宇宙、铭刻极限运动里的距离与位移。诗歌的大限或许真的已经到来，但这决不是放弃坚守的理由。在准自由的状态里，背负着失落与慷慨出征，你所做的，就是深呼吸，然后伸出左手，看一看肤色和掌纹。它们，会指引你前进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