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贾平凹《白夜》

《白夜》是贾平凹紧继《废都》之后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由于作品自身的因素和《废都》查禁的余波，问世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评论界的重视。这在贾氏的作品中是比较少见的。虽然这部小说存在不少艺术上的缺陷，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构成了《废都》的续曲，可视为作家“废都”心态的延续，有着重要的比照价值。

我不知道《白夜》的标题是由主人公夜郎、虞白的名字连缀而成还是存在什么其它深意。可以明显感觉到的是，在这部承接性的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里，作者依旧没有走出地域的迷茫与偏见。乡下的记忆是一生难以忘怀的，当作者临照生活之镜时，看到的永远是依稀在童年里的商州、存活于魂灵中的故土。

现代化，在作家的眼中，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如菜市场一般的都市像一面打碎的镜子，生活的碎片以及碎片一样的生活充斥其间。琐碎平凡但又有些夸张的市民的生活是小说氛围的铺垫，贾氏多少秉承了传统世情小说的路子，但与此同时，又不合时宜（必然）地呈现出与整体氛围并不相称的文人情调（如反复出现的姜白石自度曲）。这样的逸响，让我们明显察觉作者隐藏在戏谑下的自卑与自傲、谦恭与放诞，表露出一种持续性的游离不定而又浮躁彷徨的心态。这种心态，突出地表现在主人公夜郎身上。

夜郎来自于社会底层，近乎无业游民的他走进了地理上的城市却始终走不进自己在城市中担纲的角色。他力图在城市找寻自己的生存空间，又无法忘记固有的乡下血统。他善良、达观，却又暴躁、偏执；嘻嘻哈哈却又深沉忧郁，性格的多面缘于复杂而又敏感的心态。游走在城市边缘的夜郎，灵魂是若隐若现、甚至是遁失的。

女友颜铭的瞒和骗（哪怕这种瞒和骗是善意的），是夜郎无法接受的。可他自己也同时沉浸于两难情感的自愚和欺骗中无法摆脱。在名门闺秀虞白面前，洒脱不羁的夜郎是仰慕而又自卑的，这种自卑是沁入骨髓难以驱除的，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营造自尊和包装畏怯都无济于事。这种冲突的实质是“雅”与“俗”的分庭抗礼，“雅”欣羡“俗”的放达不羁，“俗”又仰望“雅”的芳采独立，“雅”与“俗”的交接缠绵必定要以一方的牺牲为代价，而在牺牲的过程中所造成的自我戕害又是很难愈合的。

夜郎身上有着一种执着的劣根和“痞”性，表现在行动上也是乖张和张狂的；但在其人格构成里，还有一分有别于草莽的“清狷”之气，这也许正是吸引虞白的地方。这种双重人格不断挤压着夜郎的心灵真实，无论他皈依了哪一个意义上的“真我”（或者放弃选择），其结果都无一例外是悲剧性的（弥合本身便是一种悲剧性的历程）。他的梦游的过程就是找寻的过程，找寻的是难以自拔的对以往的爱恋，是失却了的温柔与诗意，是超越时空限阈的对传统的张扬……

再生人的钥匙藉此成为文本中最大的隐喻。

这部作品里近乎所有的人物都像宽哥（孤独的正义典型）一样有着一种无法治愈的顽疾——欲望与理智走向极端，都会呈现一种病态——只不过区别为显性与隐性的书写。吴清朴爱情的幻灭，邹云的傍依大款，宫长兴的厚颜反覆，兄弟姊妹为利益而攻讦，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每个人在随心所欲地释放欲望（或为欲望牵引、系累）的同时又都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白夜》勾勒的就是这样浮躁的都市以及被它同化的人。这样的都市不过是放大的村庄，城市人有着比乡下人更多的卑俗、势利以及猜忌。在城市的底层，是边缘人（进城的民工、小商贩、游民）的生活领域，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辛酸、他们的叫喊、他们的悲咽与哀鸣、他们的落寞与惆怅……小说描绘了诸如此类市井生活中的芸芸众生，这些人物纷纷抛弃自己既定的角色，他们不明白，人在为实现自己的欲望规划目标和步骤的同时，也设定了牢笼和圈套。

如果说《废都》书写的是一帮“文化闲人”的堕落史，那么《白夜》则摹绘出一幅“社会闲人”的肖像图。作家看破并表露了现实的荒诞，但这并不能成为生活的全部。值得人们深思的不是发现生活过程中的漏洞，而是从中引出正确的价值导向和行为准则。知识精英（伪精英）向普通市民的转向证明了贾氏的退守，身心疲惫的作家已无力直面淆乱的现实境遇，也无力寻找更为合理的归路，只得一步步退回民间（而这又迥异于批评家所指称的“民间立场”），甚至陷入无地的彷徨。用贾平凹自己的话说，所有的文字都是一种“‘绞杀’中的呼喊”，“在迷惘中聊以自救”。但是，这样的努力（更确切说是放弃），真的能够自救吗？

作者销蚀了文化精英的入世雄心，冰释了权威谱系的英雄神话，给所谓的知识分子设定了与知识本身相悖的终极和归宿。不管是《废都》里《西京杂志》主编钟唯贤的编审职称评定的戏谑成分（包括火葬厂职工的“荒唐”言语），还是《白夜》里市府秘书长祝一鹤变白痴后教授头衔的获取；也不管是代表文化界的“四大名人”，还是“德高望重”、“闲云野鹤”般的刘逸山、陆天膺。嘲笑成为贾氏对自我身份的亵渎、对无法超越的精神疆域的愤懑。

这种自戕式的沉痛，是人文精神艰难蜕变中的人格裂变，是精神归属之路上的贪恋与绝望，是知识分子本身的自渎与自赎。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向死而生”的勇气，也不激赏作者表露出的连贯的近乎虚无的人生态度。如果说《废都》意识只是作家转型期暂时的精神彷徨和心灵苦闷，那本无可厚非，但如果贾氏始终无力走出自我设置的迷宫，不能把作品提高到所应有的形上高度，从而完成认识视野的根本转换，完成哲学层面上的对生活的“遗忘”和抽象，那将永远自陷囹圄、无法脱身。

诚然，小说的确需要一种“以否定性的态度向生活提出质疑的精神”，“它弥满了作家超越专制规范和巨大压抑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勇气”（李建军：《小说的精神及当代承诺》，《延河》1996年第3期），这也正是小说的精神。但话又说回来，作家并不能靠一味贬损自身（知识、信仰）而找寻到前行之路，亦无法凭此（颠覆、解构、狂欢、荒诞）构筑起安顿灵魂归属的居所。

小说家们面对共同的困惑，有着近乎一致的迷茫和无属。张炜在《九月寓言》里借主人公之口喊出“没爹没娘的孩儿啊，我往哪儿去？”（肥）“看不到边的野地，我去哪儿啊？”（赶鹦）张承志无法忘怀自己的民族身份，在“哲合忍耶”的高声赞颂里以苦修来安歇灵魂的悸动……这些是时代的混响，不是某个作家发出的支离破碎的声部。巨大的失落导源于精神原乡的坍塌幻灭，导源于金钱、名誉、地位等等世俗因子的膨胀对理想人格和崇高信仰的挤压和排斥，导源于精英意识对知识贬值的强烈不满，导源于良知对灵魂沦陷的自觉抵制与积极反抗……现实的景况给肩负时代使命的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努力寻找出路早已成为先行者的共识。

贾平凹走出了怎样一条突围之路呢？如果说《白夜》文本中人鬼不分的目连戏昭示着作家困于现实生命的茧缚，那么反复征引的“精卫填海”的寓言（矢志填海的精卫和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有着相同的悲剧性的品质）则折射出理想人格的闪光。在一定意义上，贾平凹的执着是可敬的。作为对“乡村之子”的悖反，贾氏也一直试图突破传统美学的樊篱，《废都》、《白夜》的努力是摆在眼前的，但我们失望的看到，与转型期伤悼沉落的决绝并没有如愿完成，尊严、气度与亮色依旧遥远，这让我想起了史蒂文斯的一句诗：“我弹不出完整的世界，虽然我用尽了力量”（《弹蓝色吉他的人》）。弥漫于《白夜》的文字和叙述中的，是文化意淫与镜像自恋。作家对现代文明（都市）的怨怼，使他急于找寻对传统（民间）的皈依，虽然在一些作品里（如《上任》、《下棋》）也存在对乡村文化落后性和麻木性的批判，宽哥回老家的遭遇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乡村的真实，但更多的时候他流露出的是一种软弱的伤感、一种遭谗后的隐遁。

《废都》写完后贾平凹倾力所写的就是《白夜》了，可作为素材的生活背景依旧黯淡了往日的颜色，生命的活力和生存的气度踪影全无，诡异、乖戾的气息弥漫着整个文本的叙述，使贾氏的创作更加阴郁迷离、晦涩颓唐。过于皮相与表面化的世相议论，太繁冗的枝蔓，一些细节的不真实（如颜铭的整容手术）与情节的枝蔓与突兀（如对剪纸库老太的描写和穿插），这些都多多少少影响了整部作品的质量。

可以说，不管是《废都》还是《白夜》，作者罄力以求的突围与超越都没有完成。《废都》的审丑意识由于缺乏转换所必要的性理依据而流于近乎单纯的“丑”，高标的审美置换成为侈谈。《白夜》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废都》这一生命沉酣里的挽歌，但以文人化的单向度臆想揣度市民生活的厚与薄又留下了菲薄的空间，最为重要的是钙质与血性的缺失使作品无法承担道德理想的厚重，精神空间上的开阖失度，使“道”成为一种灵地的缅想。构建在此基础上的市井的悲咽与哀鸣，自然无法氤氲大气，结果只能被视作几个落单的哀伤音符，因风而解、形销神散，滑落为遥远的记忆和不堪卒读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