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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郑和下西洋档案”
是一场悲剧
－－《郑和下西洋后传》后记
２００５年是郑和下西洋６００周年，举世欢庆，我却写出了这么一场悲剧，实在有些不合时宜。然而没有法子，史实就是如此！
轰轰烈烈的“郑和下西洋”，在中国社会也曾引起过极大的反响，可是，封建社会主流的精英阶层、儒家学者，因为他们传统的轻视工商经济和商品流通的思维定势，加之郑和又是卑微的太监出身，因此对郑和一直抱着深深的排斥心理，于是他们尽其所能抵毁郑和下西洋的光辉成就－－所以使得郑和七次远航伟大壮举，却以这样的悲剧收场，确实可悲可叹！
关于“焚烧郑和下西洋档案”一事，本书是根据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记载：
“成化间，有中贵迎合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入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吏，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保下西洋，费钱量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
但本书作者认为，此非刘大夏个人的偶然的举动，而是时代使然。
这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悲剧。
正是绵延数千年的若干幕这样的悲剧，压制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回顾过去数千年的历史，我们本应当比欧洲人更有可能成为主宰世界的力量；美洲和澳洲的主要定居者更有可能是中国人，而不是当时被称为“不列颠”的一个落后岛国上的居民。
郑和船队的先进性清楚地表明，东方在科技领域曾一度遥遥领先于西方。的确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除了罗马帝国时代，中国一直比欧洲任何地区都富裕和先进。在哥伦布进行首次远航前的半个世纪，郑和就曾到达东非，并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到欧洲的情况－－本来，中国人当时穿过好望角，同欧洲进行直接贸易关系，是件很容易的事。但在中国人的眼里，欧洲处于蛮荒时代。他们对欧洲当时生产的羊毛、珍珠和酒不感兴趣，而非洲却有他们想要和东西：象牙、药品、香料、奇花异草，以及野生动物的标本。
在郑和生活的时代，中国和印度加在一起的国民产值占全球的一半以上，全球大部份人口生活在这两个国家。甚至到近代的１８２０年，中国的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还能高达２９％，排名第二的印度占１６％。
东西方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１５世纪初，也就是郑和进行远洋航行，为中国征服世界探路的时候－－当然，本书所描写的这场政治斗争，并不足以彻底摧毁中华大国的强大国力。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愚蠢和妄自尊大，向内看和墨守成规，对所有新鲜事物所持的怀疑态度，扼杀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们错失了“继续前进，同欧洲建立联系”的良机，反而走向相对封闭状态，而与此同时，欧洲及后来被哥伦布发现的美洲却在迅速崛起，进而改变了世界。终于使我们远远落后于欧美，失去全球霸主地位。
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皇帝便禁止海上交往，停止所有远洋船舶的建造和修理，违抗的商人和水手被杀了。很快地，这支闻名世界的强大的海军逐渐瓦解，日本海盗在中国沿海大肆劫掠。中国大力扩展时期，被与世隔绝所代替。当发展的国际贸易和工业革命开始推动西方世界进入近代社会时，１５世纪初，中国科学技术方面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被遗留在历史的后面。
明中叶以后，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来到东方，并控制了世界大多数水域，中国船的航行范围，被压缩到东亚与东南亚的海域，原来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印度洋，有几个世纪不见中国的船只。很显然，这一时期中国的海洋文化是在倒退。
因此，当人们对落后的中华近代史遗憾而迷茫的时候，就会想起１５世纪的明帝国，就会为它失去这一次向资本主义跃进的机遇而可惜－－
人们会说，当１４１５年葡萄牙刚开始侵入非洲西北角，才打算向南探航开辟新航路的时候，我们明王朝的郑和早他们十年已于１４０５年首次下西洋了，而且连下了七次，但是，我们是为的“找人”，为的“显示大国之威”，全无一点商品意识。
比郑和晚的－－葡萄牙人达．伽马，９２年后，到１４９７年才带不到１００个水手，分乘３条历经创伤的船，在他们去印度的航路上，绕过好望角，在东非上岸。他们遇见的是炫耀戴绣有精美花边绿色丝绸帽子的当地人。非洲人看不起葡萄牙人献给他们的没有多大价值的小工艺品，如珠子、钟、珊瑚串、脸盆，更对他们的小船没有兴趣。村中的老人却对葡萄牙人讲述了很久以前，一些穿戴丝绸的黄种人，乘着大船访问当地的故事......
－－意大利人哥伦布，一百年后，在西班牙国王的帮助下，１４９２年８月３日，率三条小船的船队出发，１４９３年二次，１５０４年三次，才发现“新大陆”－－因没有找到黄金，被西班牙人骂作骗子，在失意中死去；
－－一百多年后，１５１９～１５２２年，葡萄牙海员麦哲伦受西班牙国王之命，才横渡大西洋，向西进行环球航行。
－－他们都是为了做生意，贩宝石、香料，接着，到了十六世纪，英、法、意、葡、西等国的资本主义就发展起来了。
１５１７年葡萄牙殖民者就来到中国。１５５３年，他们用欺骗手段取得了在澳门的居住权。
西班牙则侵占美洲大陆。
我们当然应当思考，我们的民族为什么对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挑战，回应得这么迟钝？
记得美国《纽约时报杂志》有一篇题为《郑和的足迹》的文章，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也奇怪地问：“在哥伦布以现新大陆的几十年前，中国明朝永乐年间的三保太监郑和就曾率领２．８万人和２００多艘大船组成的船队进行远洋。这支船队最远到达东非海岸，因此郑和很可能去过美洲，但为什么是哥伦布而不是郑和发现了新大陆？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轻视和排斥商品经济，郑和下西洋前后皆如此－－一百年后的万历年间，为了榨取更多的钱财。明神宗派遣宦官到手工业和商业发达的大城镇做“税监”、“矿监”。借口收税，抢夺财物，捕杀人民。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受到破坏。税监、矿监的横暴，激起了城市人民的强烈反抗。１６０１年，税监孙隆到苏州。他设置关卡，勒索客商的财物，还规定每台织机和每匹绸缎都要征收税银。机户一齐关门歇业，机工失去工作，生活受到威胁。愤怒的机工在葛贤的领导下，走上街头，包围税署，打死税吏。孙隆吓得逃跑了。
资本主义萌芽受封建王权的扼杀，这是中国历史上一直出现的现象。郑和下西洋以后的五百多年仍然是如此，
英国学者李约瑟发现，是中国封建王权太强，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他认为，王权有时能给商业资产阶级提供方便，但有时却给它制造困难；有时会任其发展，有时却又千方百计挫伤它的活力。强大的王权专制国家往往破坏“由市场经济产生的”社会稳定结构或社会等级结构，给资本主义兴起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和制度完善造成障碍；还会破坏和中断“市场经济发展知识积累”进程，使资本主义扩张的技术基础无法形成。
资本主义需要稳定而缓慢的资本积累，提倡富豪巨商、名门世家“祖产”代代相传。认为稳定的“等级结构”才能保障资本投资的连续性。而中国社会往往“富不过三代”，财势过大的家族又常常招致怨恨，并受到王权的严密监视，每当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总要被集权主义国家机器拉拉回原地。王权侵害富人利益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普遍的现象。明朝皇帝朱元璋就热衷“吃大户”，正是他，毫不犹豫地“吃”掉了曾帮他建筑南京城的富商沈万三，于是“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焚烧郑和下西洋档案”蠢举之后，明王朝也有帝王曾为“郑和下西洋未能继续”而后悔的。明正德十五年（１５２０），“烧档案”的这个成化皇帝的孙子、明武宗朱厚照，在削平“宁王叛乱”后，专程赴南京牛首山祭祀“曾经创造过明王朝海上辉煌”的郑和，期望郑和的神灵能确保本朝疆土的平安。万历六年（１５７８），倭寇作乱，大举进犯包括明王朝留都南京在内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扰得民不聊生，鸡犬不宁－－这时，孝定皇太后也希望得到郑和神灵的佑护，又曾在牛首山赐“佑我海隅”宝幡－－在弘觉寺大殿佛座前方，绿色，上织成团花小凤，背以红金之锦，悬以赤金之铃，大小铃共１３６８个，皆缀于幡旁。小幡之上，其前又护以中幡６幡（中幡６幅皆为祭祀郑和）。但这不是明王朝治国政策的主流，于大局无补，加之国运已衰，始终未能扭转局面，之后的三四百年，这悲剧竟愈演愈烈了。
但愿这样的悲剧，今后不会再重演！
作者耿家强
２００５年５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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